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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出版家楊晉豪與魯迅的“硬譯”之爭
信息來源:中國創意同盟 文章作者:網站編輯 發布時間: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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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革命一線到出版業

  楊晉豪(1910-1993),字壽清,號青濤,江蘇(上海)奉賢人。

  1928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學政治系,在校時期開始從事寫作,文章見諸《北新》《拓荒者》《語絲》《青年界》等。楊晉豪于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期間他還與中共地下黨員和“學運”積極分子發起組織學生抗日救國會。入黨不久的1931年春,他又與郁永言、鈕長震等建立了“中大”的青年團支部,至1931年6月,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王善堂和交通員吳春恒(即吳越,“中大”藝術系學生)又與楊晉豪共同重建了“中大”的中共黨支部,大家推舉楊晉豪擔任中共支部書記。

  “九一八”事變后,各地愛國學生代表紛紛涌入南京請愿,最終國民黨當局制造了南京“珍珠橋慘案”,而國民黨當局對楊晉豪的活動也有所察覺。1932年2月,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王善堂和軍委書記路大奎被捕,隨即國民黨先后逮捕了300余人,這樣,“九一八”事變后迅速發展起來的南京中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當時楊晉豪和汪楚寶、鈕長震等也遭到逮捕。

  楊晉豪1932年被捕入獄,至1933年初方被營救出獄。再后來,他根據自己在獄中的經歷,撰有《入獄記》一書,經過多次修改,在淪陷時期上海的“太平書局”出版,此書成為他后來“失節”的證據。

  “脫離”革命之后,他轉而從事出版工作,1933年秋天,加入了上海北新書局擔任編輯,開始主編《出版消息》和《小學生》等。上海淪陷之后,他在《申報月刊》擔任編輯。

  輝煌的出版業績

  楊晉豪在出版界的一個貢獻是主編了《中國文藝年鑒》,并先后于1934年、1935年、1936年連續編輯出版了三冊(皆由北新書局出版)。所謂《中國文藝年鑒》,堪稱當時中國文學藝術事業的集成和俯瞰,也即年度匯總和展示,開創這一體例和編制的,即是楊晉豪。

  1934年至1936年的《中國文藝年鑒》分為四部:第一部是“二十三年度中國文壇巡閱”,與第一回《中國文藝年鑒》相比,1934年《中國文藝年鑒》關于文壇的內容有所增加,除了一般考察外,還有“中國文藝主潮”“論戰”和“中國死亡作家”的報道(書前有當年亡故作家劉半農、廬隱、朱湘等人的8幀遺照)。書中關于中國文藝界的“歷史故事”“戰爭小說”“小品文”和“翻譯工作的復興”等內容,則反映了本年度的文藝主潮,如后者,正逢當時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出版業的“翻譯年”,所以如此。楊晉豪以為:

  在前一兩年,一般讀者,對于翻譯的東西,抱持著厭煩的態度,而在書業方面,為了迎合讀者的脾味,也都少出翻譯而多供給創作。但在本年度,卻表現出了轉機。因為在創作界顯然表現著貧乏。更為了環境的限制,而無偉大作品的產生;于是介紹國外名著的工作,成為營養今日文壇的重要任務。很多人在呼喊著翻譯世界名著的要求。在社會科學和國際政治上,專載翻譯的期刊,尤其出版得多。文藝雜志的翻譯工作,也逐漸復興。而專載文藝譯品的期刊,則有生活書店的《譯文》和黎明書局的《世界文學》;《文學》和《現代》也出過翻譯的專號。

  至于第二部“二十三年度中國創作選”,下設短篇小說(15篇)、新詩(18篇)和散文三個部分,散文下又分為“小品”(7篇)、“記事”(9篇)、“游記”(5篇)、“日記”(3篇)、“傳記”(3篇)和“隨筆”(4篇)。明顯的,是所選作品的數量多了,尤其是作品體裁大大超過第一回《中國文藝年鑒》。

  第三部,則是北平、南京、武漢、安徽等12個城市的文壇報告;而第四部則為本年度出版的文藝書目,其中的“創作書目”和“翻譯書目”更體現了一種兼容并包的編纂思想,事屬創舉,頗具文獻功能。

  《中國文藝年鑒》堪為煌煌巨著,它完全依靠楊晉豪的個人力量編寫而成,不說沒有經費支撐,采擇材料等等的困難也是可想而知。年鑒出版后,受到一位署名“李影心”的讀者的嚴厲批評,其于1934年10月18日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一篇《關于二十三年度中國文藝年鑒》的文章,文章針對作品的選本,提出了作家、時代、流派的三種類型,并就編者對年度文壇的概述、所選散文居多等問題發表了批評意見。對于“李影心”的觀點,楊晉豪在《中國文藝年鑒》(1935年)的“后記”中作了客觀的分析和解釋,他指出:

  年鑒編輯,原是一種艱苦繁重的工作,觀點正確,審別取舍能力的明斷,固很重要,而最需要的卻還是過去的和現今的文藝上的甚至于社會上的各種材料。但要搜集它,卻又談何容易!以國家的力量所主持的中國人口調查,還要靠外國人的統計,更何況乎我在編輯這文藝年鑒的工作時,僅是獨力支撐,既沒有什么‘委員會’為之討論,而又缺少他人力量的幫助;既沒有國家經費的津貼,而又迫于局中經濟的困窘;加之以為要趕速出版,時間匆促;而在編成之后經過了審查(尤其是文壇巡閱的部分被勾去很多);在這種種困難的處境之下,而對于這一年度的中國文壇作了一個概括的清算,我想站在客觀地位的讀者,或能原諒編者的這一點苦心罷!

  是所謂不為不知難也。楊晉豪編纂的1935年《中國文藝年鑒》基本上保持了前一年度體例,其內容亦分四部:第一部是“廿四年度中國文壇考察”,另附錄有伍蠡甫、周立波等文章5篇;第二部是“廿四年度的中國文藝理論”,收有林語堂、胡風等文章11篇;第三部為“廿四年度的中國創作選集”,選收短篇小說16篇,新詩14首,散文30篇,劇本1篇;第四部是“廿四年度文藝新書要目”;最后是“后記”。據說楊晉豪還編寫過1936年的《中國文藝年鑒》。應當說,楊晉豪開創了20世紀30年代獨立編撰《中國文藝年鑒》之先河,而他編纂的每一種年鑒都在800頁以上,由此可以想見其花費的精力。當時他必須首先完成北新書局的編輯工作,然后才能窮力于此。

  除了《中國文藝年鑒》,楊晉豪編輯過的書刊還有《現代雜文選》(北新書局1936年出版)、《學生救亡運動特寫》(北新書局1936年出版)、《現階段的中國文藝問題》(北新書局1937年出版)、《少年文選》(北新書局1950年版)、《民國小學生作文》(1937年4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為《小學生創作文庫叢書》之一。該叢書編者董志淵即是楊晉豪的筆名)等,他還撰寫并出版了《入獄記》(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版)、《中國出版界簡史》(上海永祥印書館1946年版)、《除狼斗虎》(上海北新書局1951年版)等,此外譯有《狄婀娜(月神)》(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版)、《少女的追求(紅薔薇)》(北新書局1931年版)、《社會科學概論》(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版)等,另外,值得一說的是他還主編有《新知識辭典(正編)、(續編)》(上海北新書局1951年版)等,這本辭書反映了共和國開篇之際詞語的特點和變化,如今已成許多研究者手中的珍貴素材。

  當年楊晉豪馳騁出版界,編選“文選”、出版辭書,編輯出版配合形勢的讀物,后者還如《八路軍出馬打勝仗》(漢口生活書店1939年版)、《民眾怎樣參加游擊隊》(戰時出版社1941年版)等,頗能顯示出其作為進步出版家的風貌。當然,作為進步出版人,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楊晉豪編選、撰寫的一些作品也受到了查禁的“待遇”,其中有《現代雜文選》(北新書局1936年版,罪名是“普羅意識”)、《怎樣寫抗戰文藝》(戰時出版社1941年版,罪名是“以派系私利為立場,強調階級斗爭”)、《現階段的中國文藝問題》(北新書局1943年版,罪名是“鼓吹偏激思想,強調階級對立”)等。

  文壇紛爭

  身為革命者、出版家的楊晉豪后來并不為更多人所認識,他的“大名”是通過一場“文壇風云”被人記取的。

  當年在上海的魯迅曾有致楊晉豪的一信,時為1936年3月11日。其曰:

  晉豪先生:惠示收到。

  關于少年讀物,誠然是一個大問題;偶然看到一點印出來的東西,內容和文章,都沒有生氣,受了這樣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想。

  不過改進需要專家,一切幾乎都得從新來一下。我向來沒有研究兒童文學,曾有一兩本童話,那是為了插畫,買來玩玩的,《表》即其一。現在材料就不易收,希公治下,這一類大約都已化為灰燼。而在我們這邊,有意義的東西,也無法發表。

  所以真是無能為力。這不是客氣,而恰如我說自己不會打拳或做蛋糕一樣,是事實。相識的人里面,也沒有留心此道的人。

  病還沒有好。我不很生病,但一生病,是不大容易好的;不過這回大約也不至于死。

  專此布復,并頌

  時綏

  牋牋魯迅 三月十一日

  楊晉豪當時在北新書局編輯《小學生》半月刊,魯迅的信顯然是回復他關于“少年讀物”的意見的。信中的“希公”,是指當時的德國元首希特勒。而楊晉豪向魯迅征求“少年讀物”的來稿以及推薦合適人選,魯迅沒有輕易回答,他們還不熟悉。其實,就翻譯問題,此前魯迅已與包括楊晉豪在內的梁實秋、趙景深等有過一場爭論,當時魯迅還寫了《教授雜詠》四首“打油詩”。《教授雜詠》寫于1932年12月29日,魯迅分別諷刺了錢玄同、趙景深、章衣萍、謝六逸。

  趙當時是復旦大學教授,1929年,梁實秋在《論魯迅的“硬譯”》中說:“無產階級理論方面的書翻成中文的……其文法之艱澀,句法之繁復,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又說:“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得爽快。死譯就不同了;死譯一定是從頭至尾的死譯,讀了等于不讀,枉費時間精力。”對此魯迅寫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他說:自己從事翻譯,是“以為竊火給人”,必須忠于原作,“倘有曲譯,倒反足以有害”,這也是他始終堅持主張“硬譯”的一個原因。當時趙景深也發表了意見,他在《論翻譯》一文中說:“譯得錯不錯是第二個問題,最要緊的是譯得順不順。倘若譯得一點也不錯,而文字格里格達,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長串,要折斷人家的嗓子,其害處當甚于誤譯。……所以,嚴復的‘信’‘達’‘雅’三個條件,我認為其次序應該是‘達’‘信’‘雅’。”這樣,趙景深“寧達而不信”就與梁實秋的主張在客觀上起了呼應的作用,當然,趙景深畢竟是與梁實秋有所不同的,而魯迅則在《幾條“順”的翻譯》中認為:“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拼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卻要算趙景深教授的主張最為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

  楊晉豪為什么是“徒孫”?無疑是當年楊晉豪也發表過反對“硬譯”的文章,況且他與趙景深都在北新書局服務,趙還是書局的總編輯,魯迅在文章中稍帶一下楊晉豪也不奇怪。

  北新書局成立于1924年的北京,后遷至上海,該書局與魯迅關系較為密切。1931年,“北新”因出版銷售進步書刊為國民黨當局所封閉,后來復業,改以編發世界文學譯本及情色書籍等獲利。

  “硬譯”之外的另一場文壇爭論,則是魯迅逝世后發生在1938年的上海,當時有一場關于“魯迅風”的論爭。首先,是阿英揭橥紀念魯迅的文章,反對當時一些上海的作家“模仿魯迅之風”,因為魯迅的雜文一向以“迂回曲折的形式和悲涼的情緒為獨特風格”,這在當下的抗戰形勢下卻是不適應的了,即需要“新形式”的文體。緊接著,反對聲四起,而一貫倡導文藝大眾化的楊晉豪則站到阿英這一邊,他以為“孤島”抗戰的形勢業已明朗,不需要采用當年魯迅在租界中苦苦筆戰的“雜文”戰術。

  作為一種雜文流派,“魯迅風”的號召者有巴人(王任叔),唐弢等,至1939年1月,《魯迅風》雜志創辦,成為這一流派最終形成的標志。《魯迅風》以繼承魯迅雜文風格為宗旨,其推崇的“魯迅風”也即“革命現實主義戰斗雜文”一般具有的三個基本特征:

  (一)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打擊敵人、匡正時弊、張揚真理,進行廣泛、尖銳、巧妙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基本內容;(二)有自覺的美學追求和美學創造,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相結合,注重多樣化、形象化的說理以及筆調的諷刺和幽默的雜文味,追求一種‘理趣美’;(三)在雜文的藝術風格上,文體的樣式上,不拘一格,隨物賦形,允許有廣闊自由的創造天地。

  如是,當時爭論的雙方,即以王任叔(巴人、屈軼)為主的以及另一方的阿英、楊晉豪等,只是其內部的不同意見。楊晉豪當時的相關文章,有《譯報·大家談》上的《寫給誰看》,以及《世紀風》上的《讀“嗚呼低調”》《論批評家的眼睛并答各家》。最終在是年11月28日,柯靈等37人聯名簽署《我們對于“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算是對這場爭論的一個總結,其中提出“我們希望今后的上海文藝界,更緊密地聯合起來,負起文藝陣線上作戰任務”的意見,于是一場風波得以平息。

民國出版家楊晉豪與魯迅的“硬譯”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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